尽管司法判例普遍采纳了“交付说”的观点，但大多数判例并未深入探讨《民法典》第224条与第225条之间的关系，而是简单地认为船舶作为特殊动产，其物权设立和转让的生效要件依然是交付，登记仅具有公示和对抗效力。因此，法院倾向于适用一般动产物权变动经交付生效的规则。在船舶买卖实践中，有些法院甚至直接将船舶认定为动产，适用“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原则，只要当事人完成船舶交付，即可发生物权转让效力。基于船舶作为动产的属性，船舶物权的变动应适用动产物权变动自交付生效的一般规则。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船舶转让都能导致所有权的转移。有些法院认为，即使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船舶买卖合同己经成立并有效，在被告未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原告将船舶交给被告不构成船舶所有权转移意义的交付。
在众多船舶权属争议案件的判决中，法院均依据《海商法》第9条以及《民法典》第224条和第225条，将交付作为船舶物权变动生效的前提条件。如果仅完成移转登记而未实际交付，船舶所有权的变动将不生法律效力。多数裁判文书明确指出，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而非登记生效主义。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船舶所有权的登记并不是所有权获得的必要条件。通过对这些文书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大海事法院普遍认可这一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也进一步明确，如果船舶未实际交付而仅进行物权变动的登记，则船舶物权依法不发生变动，不以交付为基础的船舶物权变动登记无法作为认定所有权变动的依据。此外，在另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中，法院进一步明确，船舶所有权转让中的交付可以是现实交付，也可以是拟制交付，但未经登记的交付不得对抗第三人。在王卫东等与王树建船舶权属纠纷再审案中，法院认为，当事人基于租赁协议由出让人继续占有和使用船舶，此时受让人在协议生效时即取得船舶所有权。
